依靠城市化解决发展中人口大国三农问题有诸多不足
城市化能否解决三农问题，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。对于人口小国，比较可行。因为农村人口不多，城市吸收农村人口压力不大。对于工业发达国家，也比较可行。因为工业发达，城市有产业支撑，能较多吸收农村人口就业，这不会导致“城市病”。同时，由于工业发达，工业可以反哺农业和支援农业，也不会导致“农村病”。
但对于发展中人口大国，要完全依靠城市化吸收农村人口，并最终解决三农问题，有很大困难。从城市方面看，一是人口基数大，城市要完全吸收压力必然很大；二是由于城市自身产业基础也薄弱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城市人口自身就业压力必然也大；三是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，一些简单劳动正越来越多被机器人所替代，这更增加了农村人进城就业的难度。从农村方面看，由于农业产业本身就效益低下，再加上市场信息不对称等，在城市繁华的诱惑下，这会导致农村优势要素包括劳动力要素、资金要素等会过多盲目流入城市。所以，对于发展中人口大国，若单纯依靠城市化来解决三农问题，最终有可能导致“农村病”与“城市病”并存。一方面，必然是城市人口过于拥挤，城市出现贫民窟；另一方面，又是农村的“空壳化”和土地的撂荒。
而“城市病”与“农村病”并发，将导致整个国民经济陷入恶性循环状态。一方面，由于农村农业的发展落后，农民收入低，这必将导致国内需求不足，这最终对城市产业发展也不利；另一方面，由于城市有竞争优势尤其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企业较少，城市产业整体缺乏国际有效竞争力，而为了解决“城市病”，为了保障城市管理秩序，政府又不得不大大增加非生产性劳动投入，比如，增加警察数量，增加维稳投入等，这必然会要求进一步直接或间接加重企业税收。而企业负担加重，又导致城市产业进一步缺乏竞争力，形成恶性循环。另外，还有一种情况，为了应对不断增加的财政供养人员支出，在缺乏产业税收收入的情况下，政府可能会通过不断增加货币发行来暂时解决困难，但这会诱致通货膨胀或潜在通货膨胀压力，最终又形成对农村发展和城市发展更不利环境。
另外，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是，在“城市病”与“农村病”并发的情况下，如何有效面对国外发达国家的农产品竞争，如何确保国家的粮食安全和农业种子安全等，都可能会遇到很大问题。这对于一个人口大国，是高度危险的。
另外，还需要注意的一点是，依靠房地产扩张所带动的城市化，对解决三农问题只具有短期效应，不具有长期效应。一般房地产所带动的经济周期，大约是二十年左右，最多不超过三十年。而且若后续没有其他产业配套发展，受供给和需求价值规律必然性制约，最终房地产产业必然是大萧条，房地产泡沫的破灭是必然的，这也是经济规律为自己强制开辟道路，连带效应，最终必然带来国民经济的大萧条。所以，发展中人口大国一定要高度警惕房地产扩张所带动的城市化问题。在房地产扩张到一定程度后，必须要依靠创新大力发展城市其它产业，并要采取措施逐步消解高房价问题。
这里还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，认为只要户口变成城里人，就城市化了，就一切问题解决了，这也是误区。所谓城市化，实质应是人的城市化，是人的实际的生活水平的提高。若人转成城市户口了，但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了，这样的城市化实际是伪城市化。其中在城市缺乏产业支撑的情况下，一旦大量农村人口转成城市户口，必然很多人缺乏有效就业，就容易形成伪城市化局面。
另外，也不能产生城市化崇拜，即认为城市化什么都是好的，认为城市各方面都要高于农村，这也是一种认识上的误区。城市有城市的优点，也有不足；乡村有乡村的优点，也有不足，要辩证全面看。从国外发达国家看，有钱人更喜欢乡村，而不是城市。
还有，在衡量国家现代化水平上，城市化应是一个次要考虑因素，关键应考虑国家产业竞争力和居民生活质量，以及国家治理水平还有文化等方面。对一个国家而言，城市化只是现代化的物质外壳形式，并不是实质形式，城市化是现代化的外生变量，不是内生变量，更多是产业现代化促进城市化，而不是相反。
另外，对于发展中人口大国，在城市化过程中，由于体制机制不健全等因素，可能还会产生严重的官员寻租问题。比如，一些官员可能会依靠廉价的土地，通过工程建设，一方面，可以为自己营造政绩工程，另一方面，还可以通过工程吃回扣寻租，一举两得。这会导致城市化不正常扭曲快速发展。其扭曲主要表现为：一是可能会导致公共产品过度供给，比如可能会建一些巨型楼堂馆所和巨型广场等，由于供给过剩，出现“空城”和“鬼城”现象；二是可能会导致生产企业过度供给，粗放发展，进一步加剧产品过剩情况；三是可能导致土地资源大面积浪费，比如虽然开发区大面积开花，但土地利用率并不高，多呈闲置状态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城市化宁可慢些稳些，也比快些要好一些。因为发展总有路径依赖，一旦设施建好，返回重新建设成本更高。不仅前期投资泡汤，还要拆迁成本，另外，前期建设所产生的许多腐败，对社会发展也是巨大危害。所以，发展中人口大国，稳妥推进城市化是一种优化选择，急躁快速弊多利少，要稳中求进。
具体从城市化指标看，笔者认为，对于少数发达国家，尤其是有雄厚工业支撑的国家，城市化水平可以超过85%以上，但对于发展中人口大国，若城市化水平超过50%，就需要谨慎推进城市化，一般以不超过75%为好。若超过75%，有可能会引发较严重的“城市病”和“农村病”并存。一般而言，笔者认为，一个国家要考虑城市化水平多少为合理，应重点考虑五个关键变量。一个关键变量是人均收入，尤其是人均纯收入，这是农村人能否进城的收入前提。没有收入前提，进城就是更多造“贫民窟”。一个关键变量是贫富差距或基尼系数。贫富差距越大或基尼系数越大，越不利于城市化，因为多数穷人是无法实现进城的，这些人进城也是更多造“贫民窟”。一个变量是工业化水平。工业化水平越高，城市化水平也必然越高。一个变量是土地资源约束边界。为了确保粮食安全，一个国家尤其是人口大国，一定要确保一定的农业用地。尤其在人均耕地较少的情况下，更要稳妥考虑这一问题。农业用地的红线为城市规定了最大土地扩张边界。一个变量是人口多寡因素。人口越多的国家，城市化难度必然也越大。最终，一个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如何确定合适，需要综合考虑这五个关键因素。其中，城市化水平与人均收入水平大约是正比例关系；与贫富差距或基尼系数大约成反比例关系；与工业化水平大约成正比例关系；与土地红线大约成反比例关系；与人口数量大约成反比例关系。
另外，发展中人口大国，在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，还要特别注意城市布局的均衡问题。如何均衡，笔者认为，对于发展中人口大国，城市化应突出两级发展。一是要突出特大城市或城市群这一级的发展，这是考虑到城市自身发展的需要，同时，这一级还涉及国家核心竞争力问题。二是要突出小城镇这一级的发展，这是考虑到带动农民、农村、农业发展的需要，也是关乎国家稳定尤其是粮食安全的需要。同时，两级还要形成协调发展居民。
作者简介：宋圭武，中共甘肃省委党校（甘肃行政学院）二级教授，甘肃省党校（行政学院）系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专职副主任，甘肃省人民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，兰州文理学院驻校专家，甘肃三农研究会副会长。